经典文献 | AJAE 农产品市场中的信息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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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研究信息对于经济决策和市场运作影响的名家辈出。自Stigler 起，信息就被视为经济生产不可或缺的投入品（input）之一。从这周开始，我们将陆续介绍四篇讨论信息对于农产品市场意义的文章。第二到四篇文章都以改善信息获取方式为切入点，讨论信息对于农产品定价的影响。今天介绍的这篇文章则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探讨了农产品市场的决策者是如何获取信息，并且利用信息来优化决策的。该文呼应了后几篇文章的经济理论基础。
专题分类：农业与食品 | 信息与农产品市场
”Consumption of Economic Information in Agricul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2, 84 (1): 39-52.
David R Just, Steven A. Wolf, Steve Wu, and David Zilberman
Stiglitz 曾提出，经济决策都是在不完全的信息下做出的。决策者可以不断地获取更多的信息，却始终不可能获得全部的。Simon 提出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模型进一步指出，人们使用、保存、清除信息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同的信息处理能力是人们对于相同的信息做出不同反应的重要原因。
尽管学者大都认可信息对于决策的重要性，不同类型的信息的使用规律却不甚清晰。在农产品市场中，一个决策者（decision makers）既可以依靠自己的经验，也可以依靠获取更多的外部信息来帮助优化决策。Just 等作者试图分析信息在农业市场中的使用情况。他们着重研究了影响各类信息需求（demand for information）的因素。通过考虑决策者的多样性（diversity），信息供给方的多样性和信息本身的多样性，作者刻画出不同决策者如何根据需要来选用不同来源、不同内容的信息。
作者构建的理论模型旨在考察短期内的信息选择，即忽略信息和技术的动态变化。作者从三个维度上区别信息的类型。第一，数据（data）和认知（information），即未经处理的原始数据和分析数据得到的知识。第二，信息可以来自公共部门（public provider，如农业部）或私人机构（private provider，如咨询公司）。第三，信息可以来自其他正规和非正规的渠道。在农产品市场里，特别是发展中地区的农贸市场里，邻居、亲朋、同事甚至顾客和买主提供的信息往往与有专业机构提供的信息一样重要。
一个三阶段（three stage）模型可以逐一地考察上述三组信息类别（数据和认知，公共和私人，正规和非正规）。每一个组里有两类信息，如类型1是数据，类型2是认知。决策者首先决定获取1类、2类信息各多少。接下来，决策者根据获取的信息优化决策。
假设获取每个类型信息的价格是确定的，作者通过反解法（backward induction）推出最优解时两类信息的数量比。求解时，决策者的人力资本是改变两类信息的数量比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越多，分析数据与自主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强，越愿意多获取数据、公共信息和正规信息。
为了验证这个假设，作者使用了自土豆、小麦、生猪、番茄产业的信息使用数据。超过两百个来自这些产业不同环节的决策者回答了关于他们使用信息的多个问题。作者检验了教育、行业、产业环节等因素对于三个两类信息数量比（如“数据信息量”，“认知信息量”）的影响。
结果显示，接受正规教育越多的决策者越倾向于获取公共信息。而在公共信息缺乏、各个企业合作紧密、购买私人公司信息成本高企的行业，非正规信息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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